士大夫的天堂,历史发展中的宋朝文化有何主要特征?

 公司新闻     |      2020-03-17 13:01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相比于其他王朝,宋朝文人的待遇是处于较高水平的。宋朝立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便促使宋代文化呈现出勃勃发展的景象。那么,发展中的宋朝文化又有哪些基本特征?

自从大宋立国以来,一直未曾完成大一统的目标。并且由于北方辽金元等民族相继崛起,也给宋廷不时带来巨大压力。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大宋所处环境偏安一方的实际情况,也缔造了大宋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化特征!历朝历代都不乏英明君王,但相较于其他王朝,宋朝统治者缺乏秦皇汉武等人那种开疆拓土、建立外在功业的雄才大略。由于在治国方略上,宋朝以一开始便坚持重文轻武和强干弱枝的方向,这使得大宋王朝在立国之初就表现出文化保守的开国气象。加之宋朝对外战争的一再失败,使得宋朝文化整体上呈现出 “静若而不雄强”的时代特征,在内部发展高度繁荣的同时,缺乏如同唐朝文化一样的对外包容性。

提到宋朝文化,不可避免的文化要素便是宋词。宋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唐诗宋词元曲,宋词可以说是反映大宋文化的最佳文化载体。宋词分豪放派和婉约派,但在苏轼之前,豪放派并没有多少显著代表,整个宋朝期间,文化上依旧是以内含阴柔之美的小而狭、巧而新的婉约派为主!这也在一起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当朝士大夫们内心的精神生活。“庭院深深深几许”,宋朝文化的保守性让这个时代华夏民族文化带有极大的保守性。疆域广大、豪迈奔放的大唐时期,诗人们会展望“大漠孤烟直,长河洛日圆”的辽阔,而到了宋朝,士大夫们开始由边塞大漠转向庭院花草,开始在诗词中多以描写狭小和具体的事物为主。

如俊欧阳修的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备受宋朝文人们的推崇。李清照也曾赞叹道: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作“庭院深深”数阙。即便是有着豪放派词宗之称的苏东坡,也常常吟出“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槐高柳咽新禅”的词句。

士大夫是宋朝政治舞台上的主体,也是宋朝文化集团的主体,士大夫们的文化倾向自然反映了宋型文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尽管宋朝文化具有保守性,但是也并非完全保守,除了宋朝文化的保守特征之外,宋朝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宋朝文化的开放性在于对文化改革与创新,以及各种物质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正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言: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接近于近代化的物质文化,让宋朝文化具有保守性的同时也包含现代文化的开放性。在吸纳旧文化的基础上,然后不断革新发展,宋朝文化的开放性便蕴含于此。由于大宋在立国之初,就内忧外患不断。因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往往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想要对国家各方面进行改革。从王禹偁开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再到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可以说,在宋朝进行文化政治方面改革的思想始贯彻于这一时期。甚至直到南宋理宗晚年,当时的宰相文天祥还在向朝野大声疾呼,希望进行政治文化改革。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和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再到南宋辛弃疾的《美 芹十论》,可以说终宋一朝,包括古文运动在内的的政治文化开放革新从未停止!总体来说,宋朝文化在承接前朝文化的基础上,由于所处的时代气象与氛围的迥然不同,也不缺乏文化的一定开放性。

宋朝是儒学高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诞生,更是将儒学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赵宋王朝不仅是一个崇尚儒学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重佛尚道的时代。宋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文化共同存在,相互促进,儒、佛、道三教合流,使得宋朝文化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宗教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

宋代是一个儒学盛行的文化时代,由于统治阶级 “重文轻武”的引导,加上平民教育的普及和科举制度的发达,促使宋代社会出现崇儒尚雅的社会风气,大量的书院都在宋朝得以建成。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因此在北宋,可以说“儒学”的受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让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发展在宋朝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难以想象的至高地位。

佛学自汉朝传入中国后,经历几次大起大落,最终得以蓬勃发展。如我们现在熟悉的活佛济公道济这一形象,便是宋代佛教的代表化身。另外,随着佛教中土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禅宗等本土化的佛教流派也在顺应时局的条件下得以发展。总而言之,随着政府的提倡和历朝僧人的努力,宋朝佛教在中国已成蓬勃发展之势,佛家的教义和学说也得以盛行于世,甚至有时凌驾于儒家之上。

宋朝皇帝们对于佛教的推崇也不乏其人,比如宋太宗就“素崇尚释教”,认为其可以“方隆教法,用福邦家”。

至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也卓有成效。陈抟老祖的传说,也彰显了道教的地位与发展。宋太宗要咨询长生之道,而陈抟用自己的回答告诉皇帝关心百姓,治理好国家最重要。也正因此,陈抟被宋太宗赐为希夷先生。就地位而言,陈抟堪称继老子、张道陵之后第三位大宗师,我们现在熟悉的太极图便是他第一个绘制的。同时,陈抟著《易龙图》《先天图》《无极图》,解释河图洛书,注释《正易心法》等。陈抟堪称中国太极文化之祖,更是开启了理学一派,在儒道两派都具有极高地位。总而言之,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宋朝道教的发展卓有成绩,并且与儒学和佛学混为一体,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新儒学虽然标榜儒家为正宗,实际上是孔孟儒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汉代以来佛学的大杂烩。

冯友兰对此给予阐述:“及乎北宋,此 种融合儒释之新儒学,又有道教中一部分之思想加入。此为构成新儒学之新成分。”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教合流,让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得以兴盛发展,并且愈发呈现融合的趋势与效果。宋朝文化的发展趋势,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气象和时代特征,也使得传统文化发出勃勃生机。

正如杨渭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儒道佛诸家 思想的融合,始自南北朝,经唐代,至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 潮流。宋王朝力图糅合‘三教’,是顺应这种必然趋势,而且促使这种趋势更向前发展”。

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始终贯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范式,可以说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这一规定必然有利有弊,尽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一让宋太祖在太庙立下“的祖训,促使部分文人中的人才得以在被发掘的同时也得到进一步的保存,不至于被陷害,但也会让一些所谓的“士大夫”仗势欺人,在认为自己没有生命之忧的前提下而犯下大案。但总体来说,文人地位的提高,知识的备受推崇,使得宋朝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使得文人群体得以静下来思考,得以进行理性化的文化发展。

文人们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 自然而然的会促使整个宋朝的文化集团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从而推动理学发展。

理性化的思考,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疑古思潮。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成为治国之学。但是自从东汉之后,文人们更加偏重章句训诂,疏不破注,不敢对儒家经典说半个不字,不敢对于古人的言论提出半点质疑。这一现象,不仅是不正常的学风风气,同时也难以推动儒学文化的发展。最终,到了宋朝时期,这一现象才因疑古思潮的盛行而得以改变。

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在宋朝的社会环境下,物质文化得以高度发展,因此疑古思潮也得以开始盛行。士人们开始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著作,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甚至不开始轻易认同前人,对此前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代表性人物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学者们对流传下来的经典,不在盲从古人,而是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宋代学者们追求客观真理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最终促使了宋朝文化呈现出理性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宋朝文化的特征是多姿多彩的。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宋朝因其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文化地位的崇高,得以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时代特征,并在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同时,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心血,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脉,推动中国历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